老师：监管午休如打“钟点工”

  广州的午休新政规定，补助资金用于发放参与托管服务的在校教师补贴和向社会聘请人员的劳务费。此前，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曾建议组建一支专业化的托管人员队伍。

  此次记者采访发现，政策实施一年，专业化托管队伍并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校长、老师和家长都表示，他们可以接受托管队伍，也可以接受由社会来承接，但前提是有资质，卫生、安全有保障，监管到位。也有专家表示，由教育部门牵头，规范和扶持社会机构，参与到午托服务中来。

  今年全国“两会”上，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建议，可以集中财政补贴的这笔钱，由教育部门制定托管人员队伍和资质标准，将托管经费统一用于组建、培训和人员经费，成立一支专业化的托管人员队伍。但在记者采访的学校中，目前午休还是全部由老师看管。

  老师：监管午休像打“钟点工”

  广州市人大代表、龙口西小学校长尚国银表示，学校之前也考虑过请外面的义工来参与监管，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由本校老师监管安全才更有保障。“老师的负担虽然增加了，但学生会比较服从管理，社会人员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据了解，以前，午休有床位每生补贴2.5元/天，现在变为2元，以前托管费是每生1元/天，现在补贴2元，总体费用略有增加，老师的补贴每月增加100元~200元。然而，这些钱对老师们的吸引力并不大。

  一名小学校长告诉记者，全部老师轮流负责看管午休，每人一周轮值1~2次，“一部分老师不是很乐意参与监管，从早上7：30到下午5:30，接近10个小时，中间还要看管午休，无形中加大了老师的工作量。”

  天河区华融小学的一名老师直言，政府补贴2元，但有的班级10几个人，有的30几个人，老师工作时间一样，但是补贴却不同，通常一天也就30～40元。“管理午休就像打钟点工，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种责任。”

  家长：在校午休是看重集体生活

  杨女士的女儿在天河区冼村小学读四年级，从一年级开始在一直在校午休。虽然女儿多次抱怨，在校午休也只能趴课桌睡不好，但是杨女士和很多家长还是倾向让孩子在学校午休，这样可以和同班同学一起过集体生活。如果送到校外午休，不但往返会浪费时间，最主要的是，校外托管机构鱼龙混杂，家长们望而却步。

  下午14时许，白云区京溪小学的学生们在托管机构的老师陪同下鱼贯进入校园。记者了解到，该校周边几个小区分布着多个托管中心，大的有上百人，小的是只有几个人的家庭式托管。学生家长告诉记者，托管机构普遍收费1000元/月，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大多会选择托管机构。这名家长说，小孩班上的同学一半在校午休，一半选择校外托管，只有少部分学生由家长接送。

  校长声音

  老师教书育人，而不是当保姆

  “为应对午休矛盾，临时出台补贴新政，不断将多余的社会功能推给学校，而学校只能无条件服从。”环市东某学校的刘校长认为，午托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午休问题可谓集中爆发。

  “学校功能越来越多地向外开放，社会对学校也越来越多苛求，如果教育部门未来还继续这样定位学校，何不把学校建成宾馆，那孩子们的午休问题就都不存在了。”不过，刘校长认为，即便组建托管队伍，也应放在社区或者交给社会机构，让老师们有更多的时间教书育人，而不是充当保姆。

  学校保洁餐饮都外包，午休呢？

  无论是组建托管队伍，还是引进社会机构，不少校长依然心存疑虑。尚国银说，“老师看管的话，学生能够听老师的话，能够很安静地休息，老师还能在一旁改作业或者备课。即便是政府承认的有资质的托管机构，也不提倡在学校里面来搞，他们进来我们也是不放心的，一旦出了安全问题，我们也都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建议，政府可以补贴一些有资质的、符合要求的机构，这样老师的负担就会有所减轻。

  教育部门：引进社会机构先明确“谁管理”

  记者昨日致电海珠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政府出钱补贴午休是好意，作为教育部门和学校都支持。“不过，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一开始的规划和设计上没有考虑学生午休的需要，缺乏硬件设施。”

  至于午休托管该不该聘请具有资质或者专业的队伍，该负责人表示，如果引进校外机构，那么如何认定和规范这些机构的资质是一个很关键的实操问题。现在学校的后勤有社会化趋势，比如校园保洁、餐饮等大多都是外包的。午休托管在社会化的同时，也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在价格方面给予指导，比如社会机构从学校收取多少费用等等。

  专家：扶持合格机构 购买“午托”服务

  广州市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建议，队伍的构成可以考虑由退休老师、社工、义工来组成，发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作用，低成本、社会化。作为过渡期，允许社会办托管，未来应形成多层次托管格局，让家长有多种选择。

  广东省政府督学钟院生表示，社会托管有市场需求，但目前处于政策的盲点。他建议，应由教育部门牵头，让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要相结合，规范和扶持社会机构，然后让这些有资质的队伍或机构去购买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承担一点，家长再承担一点，才能共同做好这一教育的衍生服务。”钟院生说。